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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朕非亡国之君”，这是崇祯皇帝自杀前说的一句话。明亡之后几百年间，确实也有不少人认为明实际上并非亡于崇祯。《明史》就有“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”的说法；孟森的《明史讲义》中说，“熹宗，亡国之君也，而不遽亡，祖泽犹未尽也。思宗而在万历之前，非亡国之君也，在天启之后，则必亡而已矣。

”崇祯十六岁就当了皇帝，年轻有为，意气风发。他以雷霆般的手段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，阉党之祸逐渐澄清，使得朝野下精神为之一振。

崇祯确实是想把国家治理好。他为政勤勉，兢兢业业；心思缜密，精力充沛。他从不近女色，有人想把美女陈圆圆献给他，他只是瞥一眼而已。还有一次，下给他选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宫女，被他痛骂一顿赶了出去，说国家都到这种地步了，怎么想到这些？崇祯生活十分简朴，经常粗茶淡饭，不讲究饮食。

但仅凭这些做人的好品德，并不能就说明崇祯是位合格的皇帝。崇祯的另一面是性多疑，独断专行而又优柔寡断，遇事不愿承担责任只想推给臣下。崇祯十四年，清军大举进攻松山、锦州诸城，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蓟辽总督洪承畴。山海关外，只剩下宁远一个据点。明军节节败退，无法支撑。当时，由于“天寒地冻，草料艰难”，清军也难以久撑。皇太极想和崇祯和谈，通过蒙古人把和谈的愿望透露给崇祯。

崇祯得到消息后，思量再三，令兵部尚书陈新甲具体负责和清朝的和谈事宜。经过多次往返，已进入可行的阶段。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，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，随便放到桌子上，被他的部属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，刊入邸抄。当时明朝廷多是主战派，于是，主战派不断上奏折，攻击陈新甲，说他“主和辱国”，纷纷要求杀掉陈新甲，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。崇祯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，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，陈新甲遂被处斩，和谈也随之停止。

按当时的情况，和谈应该是是明王朝得救的一个机会。当时明军在军事装备、士兵战斗力等方面都不如清军，而且明军是两线作战，一方面要对外抵抗清军，另一方面还要对内镇压农民起义。通过和谈来安抚清军，好腾出手来镇压农民起义，从而避免两线作战，它可能不致覆亡，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。

崇祯还死要面子，当李自成兵临城下，知大势已去，于是谋划南迁。他曾密召力主“南迁图存”的左中允李明睿，并说：“朕有此志久矣，无人赞勷，故迟至今。汝意与朕合，朕志决矣。诸臣不从，奈何？尔且密之。”崇祯的意思是要大臣合力劝请他南迁，体面地离开京城。但就在这时，又有人建议，固守京师，仿永乐朝事，让太子监国南京。为了顾全面子，崇祯帝慨然表示“国君死社稷”。

崇祯一朝中，真正能够办事、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。他对大臣又过分地苛责，大臣们动则得咎，哪敢擅作主张？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，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。崇祯为帝十七年，内阁大学士轮换了五十人，变换之快，真是让人啧舌。

而且，崇祯一朝中，被杀的大臣也颇多。总共十七年间，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，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，即钱龙锡、刘鸿训。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，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，实在令大臣们寒心。孟森说："自有阁辅以来，戮死者惟一夏言。崇祯间则再见，岂复有敬大臣之意？"在六部尚书中，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；然而，十七人中，薛贞被处死，韩继思、郑三俊、刘之凤、李觉斯、徐石麒等先后下狱，狱中瘐死2人，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。兵部尚书中，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，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。在地方督抚中，总督中被诛者七人：郑崇俭、袁崇焕、刘策、杨一鹏、熊文灿、范志完、赵光忭；巡抚被戮者十一人：蓟镇王应豸、山西耿如杞、宣府李养冲、登莱孙元化、大同张翼明、顺天陈祖苞、保定张其平、山东颜继祖、四川邵捷春、永平马成名、顺天潘永图，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。

这些大臣，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，在对清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中，稍有失误，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狱，以至处死。《明史·流贼传序》说崇祯“败一方即戮一将，隳一城即杀一吏。责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，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。”明军屡战屡败，军中将领或战死或被处死。用兵日多，而善战的将领日少。崇祯帝末年，文臣武将几乎杀逐殆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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